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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得此方面的了解，不能简单从知见上获取，而是要另觅他途，如宋明儒家常用的静坐法。

而若恒星系進化出生命，則新世界超越物質物世界，生物世界與人類世界之自由性使其很大限度內不具有為物理學所演算之可能性。德一君見证此因緣，聞我論已成，欣然促成此著出版，真人生之幸事也。

法性是乾元，變異乾元道。或言夜郎大，此意可不計，所見宇宙中，未見他靈跡。他摸者何？曰吾人使宇宙被稱為宇宙、使上帝被稱為上帝——此非吾人乃宇宙與上帝本原之謂也。然則此思維之歧途在超越世界觀看來亦不可少，何哉？歷史理性亦以使思維入歧途而使之領悟大化也。卷七 解釋三問者曰：暇讀熊十力《新唯識論》，熊公哲學大旨體用不二，敢問先生以為熊公哲學之體用論如何？答曰：熊公新唯识哲学從《易》來？從佛法來？或二者融會來？曰，彼從其自我領悟來，而以儒家言、佛家言出之，故六經注我乃深覺者不二法門，譬如吾人生於中國，所領悟惟以漢語出之，而不能以獨造符出之也。

故吾人身體構成物與吾人心靈之關係乃宇宙中物質物與超越者心靈關係之影射也，明乎此則可推演吾心與宇宙心、吾人身與宇宙整體乃至吾人心與宇宙整體、吾人身與超越者心之關係，此種關係涉非完全對稱性、非完全確定性、非完全重演性、非完全全息性、非完全循環性之意義者也，此五種非完全性，前論與吾其他長篇著已多所論及，故此略之。故釋迦牟尼所見緣緣而生只是宇宙之刹那刹那相，而非歷史相。那么，此三经一以贯之的、作为华夏文化传统精髓的精神究竟是什么？这是需要重新研究的。

……言学则仍守故纸业碎为博实。三、就其形式而论，国学并非文史哲那样的多元的分科研究，而是传统经学那样的一元的统合学术。在现代性意义上，民族和国家其实是一个词、即一回事，就是nation。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真正的国学并非现今流行的这种所谓国学。

今天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划分，就是所谓文史哲的区分，即：中国文学史、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史学史、中国哲学史。国学对于现代学术诸科的奠基作用，不可能是分类对应上的，而应该是精神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更不用说人文学术，都不可能在国家性上是中立的。

试问：我们为什么要做成中国文化史？为什么要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国学的目的，是为建构一个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服务，为之提供精神支撑。五、就其作用而论，国学作为一种学术，并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所谓学科，而是一种具有柔性国家意识形态性质的理论或学说。然而问题在于思想方法、尤其文化立场。然而，这与经学何干？这样研究的结果决然不是经学的重建，倒恰恰是经学的更见彻底的瓦解。

然而这五大特征却都是现有的所谓国学研究尚未具备的。古代汉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14] 但事实上他们的做法却是典型的自相矛盾：一方面将西方学术捧上天，另一方面却将中国学术打入十八层地狱。[⑤] 这如果不是无知，那就是别有用心。

本文重点讨论国学问题。因此，这里尚须指出：其二、这种分析乃是西方式的分析思维，而非中国式的分析思维，换句话说，这种分科是没有中国性的，由此建立中国的国学也就无从谈起。

与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深刻内在关系的整理国故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一样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应该承认，它使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了可能。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列出了国学的一个系统：①民族史。

[15] 这难道是百家平等，不尚一尊的态度吗？事实上，当今世界的西方国家，无不有其精神上的奠基性学术，这种学术不仅体现着西方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且体现着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国家性（nationalness），从而对于其它学术具有某种统摄作用。当然，前面说过，现代学术分科并非毫无意义，只不过那不是国学。这种东方主义的汉学不仅体现着西方的思维方式，而且渗透着西方的价值观念，行使着西方的话语权力。誓将此二义遍播国中，不独主张于大学文科也。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重建经学、或建立一种所谓新经学。例如，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理论便已足以惊醒我们：究其实质，西方汉学——西方世界关于东方中国的话语，只不过是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而已。

但是，这样一来，这种经学就至少在三种意义上不再是经学了：其一、这种经学其实是文献学、古籍整理。西方有人将汉语的国学表达为Chinese National Culture，这还是有一点道理的：他们意识到这是关乎Nation、亦即现代性国家的学术。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用实证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国学的结果，这样的国学将会成为一种与中国人当下的生活、与中国人当下的国毫不相干的东西。[⑩] 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

[15] 见胡适1929年6月3日的日记，《胡适日记全编》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430页。这里首先必须强调：国学不是汉学。

但另一方面，它也使得我们丧其故步，使得现代中国学术变成了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除非这种经学要求我们回到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去，学界也确有极少数学者持有这样的立场，即人们所说的原教旨主义儒家，他们反对科学、反对民主，乃至于反对一切现代性的东西，有人甚至提出重建三纲、再立皇上之类的极端主张。不过，同时应该指出：这是目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③] 现代汉语国家这个词语可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种是前现代意义的国家（state），如齐国、楚国等，或者帝国（imperial state (empire)）。

* 原载《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1期。[⑨] 显而易见，胡适所说的国学其实就是历史学，而且是所谓中立的实证史学。

而我作为诠释者、经作为被诠释经典，都是在注这种诠释活动之中被给出的，注之后的我已不是之前的我，注之后的经也不是之前的经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时代及其学术形态，略如下表：我们不能不承认：经学是前现代的家族社会、皇权时代的意识形态，而决不可能是现代性的市民社会、民权时代的东西。

因此，国学绝非科学、史学之类的东西。（详下）经学的社会基础是前现代的社会生活方式，而国学的社会基础则是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

[17] 黄玉顺：《儒学与中国之命运——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学术界》2009年第3期。现代汉语民族这个词语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谓：一是前现代意义的民族（ethnics），一是现代性意义的民族（nation）。近代以来的汉学、尤其现代汉学，萌芽于16～17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著述，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扩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然而在我看来，这种诠释的结果同样绝非原来意义的前现代形态的经学，而是本文将要阐明的现代性的国学。

另一种路数倒似乎是原汁原味的经学，即是原教旨的经学。这正犹如《庄子·天下》所说：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用我常讲的一种说法，这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②]。问题可解决的，都解决了。

因此，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就是：国学与现行学术分科之间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更确切地说，这种奠基关系如何体现？这里，至少有一点是应该清楚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各门学科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⑦] 其自序云：今日者，……言政则以西国为准绳，不问其与我国国情政俗相恰否也。